文/杨殳
作者简介：小说家、民俗研究者，致力于收集全球各类药品说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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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，尤其是那些以好莱坞大片为标杆的古装巨制，无论是实景还是动画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遵循了大商业类型的套路——如武侠、奇幻、战争等，且常常交织融合，以追求场面宏大、想象无限的效果。然而，“古装”与“古代”往往只是背景的代名词，尽管它们看似古色古香，但实际上多呈现的是一种相对架空的设定。故事虽然设定在秦汉、唐宋或明清的时代，但若将背景移到中世纪的欧洲，似乎也不会有太大差异。
展开剩余85%然而，《长安的荔枝》跳脱了以往古装片的框架，打破了传统的“大制作”常规，讲述了一个小巧却深刻的喜剧故事——而最为关键的是，这正是一个只能在大唐帝国背景下才能生发的故事。
该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它从这一诗句的背后假设出发，在不超越真实历史情境的框架内，进行了自由发挥。这样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几乎是空前的，并且相比传统的历史片《鸦片战争》或《荆轲刺秦王》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不仅注重历史的传奇性，还为当代观众提供了情感的出口——这种情感共鸣正是优秀商业片能触动大众的关键配方。
因此，《长安的荔枝》无疑是一部“新中式古装大片”。它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批历史题材电影的“模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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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产电影曾经历过一波文学改编热潮。那时，许多被誉为“新历史小说”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，其中有不少成功之作，如《红高粱》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这些影片通常走的是文艺电影路线，改编自严肃文学。然而，那个时代的电影业尚未工业化，改编的过程也并没有经过市场的洗礼。
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电影、电视与通俗文学的创作开始有了更深的“交融”，这种现象逐渐成为一种产业趋势。随着影视工业的成熟，通俗小说的创作也逐渐成为产业的一部分。无论是网络文学，还是传统小说，作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按照影视剧的逻辑来选题、设计结构、塑造人物，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借鉴影视的表现手法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的原著作者马伯庸，便是这一波新兴创作潮流的代表之一。与一些新兴影视文学创作机构共同推动了一系列历史悬疑、历史犯罪等类型的融合小说。这类作品从策划、创作到出版、版权交易及影视改编，已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。
这些小说不再是过去那种从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转变，而是直接面向大众市场，创作上更具商业化视角。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它的核心设定提出了一个“唐代科技背景下的极限挑战”：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新鲜的荔枝从岭南（广东）送到长安（陕西）？这一设定正是好莱坞所钟爱的“高概念”，是完美的商业片卖点。
如电影中所说：“绝境中的人物最有魅力”——这为编剧、导演和演员设定了一个挑战：如何在设定好了的框架下，将一部戏剧性强的大制作呈现得引人入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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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的荔枝》的改编工作主要集中在结构调整上，简化了人物关系，将戏剧性的冲突集中在关键场景中，从而将原小说的温和叙事风格转变为紧张刺激的生死节奏。
小说的情节展开如同一条连绵不绝的线，主角李善德从接任务、遇难题、解难题，到最后的孤注一掷，配角们则像“挂坠”一样，承担着解决问题的各个功能。电影在改编时对人物进行了精简，使得这些配角们的戏份更加紧凑，围绕主角展开。
例如，商人苏谅在小说中在被“忽悠”之后便迅速退场，而在电影中，他则在关键时刻重新登场，拯救李善德。林邑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已救主，而电影将其角色改为在最后一刻壮烈牺牲。通过这样的改动，苏谅与林邑奴不仅扮演了“伙伴”的角色，还深化了与主角之间的情感联系，推动了主人公的情感变化（他们自身也获得了自己的“人物弧线”）。
因此，电影版的《长安的荔枝》在保留主线故事的同时，巧妙地加入了情感故事的辅线。主角在权力与友情之间的道德困境，成为了观众最为共鸣的部分。
从结构上看，这种“纠结”的形成与化解，承担了叙事、主题以及人物关系的多重作用，成功地完成了商业片常见的叙事模型。电影的前半段，主角步步为营，挣扎求生，获得一线生机；后半段，权力的漩涡将他推向了更深的死亡陷阱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电影通过三次“最后一分钟营救”的手法，让紧张感达到高潮——苏谅商船的救急，林邑奴的舍命相助，李善德的最后一刻闯入皇城，都使得人物的“绝境-逆袭”达到了极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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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官场现形记”的视角切入，虽说今天并不新鲜，但《长安的荔枝》巧妙地将历史情境与现实的联系拉得更加紧密。它不仅是古装喜剧，也是当代寓言。
电影对原著小说中李善德的朋友韩洄这一人物进行了删减。原本，他在小说中是负责解释官场潜规则的角色，给主角出谋划策、分析行事逻辑。删去这个人物后，电影的叙事变得更加简洁直接，李善德的言行也显得更为纯粹。他本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，理想最终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破灭。经历一系列曲折后，李善德成为了一位有智商和情商的官员，但却因良心的谴责无法继续背负权力的重担，最终选择冒死摊牌。这一决绝的举动，给旁观者（包括杨国忠，也包括我们）带来了强烈的震撼。
这虽然过于理想化，但也正是这种理想的力量为故事注入了深刻的普世议题：在面对违背良心的任务时，我们该如何选择？权力与公义之间，孰轻孰重？
这种通过古代官场的闹剧表达现实问题的方式，让观众可以在历史的投射下，产生强烈的共鸣。电影通过这种微妙的讽刺和寓意，既向上呼应，也向下回应，使情感的宣泄恰到好处。
杜牧的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本就充满了借古讽今的意味，影片的结尾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贵妃伸手欲取冰镇荔枝，却因安禄山即将上演胡旋舞而将注意力转移。举国之力，劳民伤财，最终却空手而回。紧接着，影片通过一年后的历史画面，展现了安史之乱的爆发，长安沦陷，生灵涂炭。
在这种宏大历史背景下，李善德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命运，映衬出大历史的沉重与悲悯。影片的结尾充满了深刻的情感张力，李善德因“祸得福”而侥幸生还，最后独自享用那份曾属于帝王贵妃的荔枝，泪水与辛酸一并涌上心头。
李善德的眼泪，不仅是为自己，也为家人、朋友，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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